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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目的也反映在，合宪性审查决定中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内容应当有所限制。

未来如何对公众行政法权利保护体系加以确认，从而真正建立起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联，为公众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建立严密的网络，确保任何一个行政法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均能够诉诸法律途径获得救济，成为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应对的课题。而实践中，一线执法人员往往主要依据特别行政法展开解释适用工作，未能及时吸纳特别行政法的养分，则可能会使一般行政法被完全架空。

(43)参见刘绍宇：《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53页。⑥二、法典化及行政法法典化的样态法典化现象自古存在，与之相关的争议亦是如影随形。事实上，此种整理工作亦得以传承至今，体系化立法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的立法，按行政行为的类型统一立法是行政法体系化的重大进展。其类型则迥然相异，有的由原行政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有的则由外部机关来实施。(53)参见林纪东：《行政法之法典立法问题》，载刁荣华主编：《现代行政法基本论》，汉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11)法典化运动主要系民法法系的传统，与普通法颇有内在冲突。(60)其次，体系性思维的功能在于维持法秩序并确定普适的解决方案。行为人应当安装设备而不安装，因而节省了遵守法规所应支出的费用，即属经济利益。

由于政府部门的重新规划，将住宅小区与地铁之间的断头路打通，从该小区步行到地铁实际只需10分钟，致使该住宅小区大量售出。此处并未就违法所得作出明确定义，而是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将违法收入解释为与没收实物的价值相当。在既往的行政程序中，通常要待行政机关就相关案件结案后，将已经上缴国库的违法所得，重新划拨给相关受害人，这样的程序往往周期过长，耗时费力，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障。行政机关责令行为人退赔并未改变该退赔份额违法所得的属性，退赔份额与违法所得之间仍然是混同的，在实务操作上仍有认定困难。

但单纯的罚款无法遏制行政违法行为，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没收多少违法所得额度并非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需要参考多种考量因素，方能作出最适当的处理决定。

总额说的基本观点就是行政机关在计算违法所得时不应扣除违法行为的成本，该成本为合法抑或非法在所不问，一律不予扣除。另一方面则是将退赔程序前置化。事实上，没收违法所得应当起到与罚款联动的效果，但不应被过度滥用。这导致法院在认定违法所得的过程中，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裁判标准以实现类案类判，自然也无法有效保障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貌似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但仍未就违法收入概念的内涵、外延加以厘清。（五）排除审查：已实际退赔份额的排除在本次《行政处罚法》修订之前，一些领域的行政法规范已经明确规定退赔后没收违法所得，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相关规定。包括避免的损失，亦可限缩为违法行为人对因非法活动而获取的增长利益，是在投入的成本的基础上增长部分，即在营业额的基础上减去原始成本的剩余部分。为避免相应条款沦为空洞的立法技术，更避免出现与《行政处罚法》修订前的相似境遇，应当建构违法所得的认定规则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审查体系，以提高没收违法所得适用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但现行立法规定较为抽象，某些行政机关即便在《行政处罚法》修订后仍援用旧法的相关规定。（四）范围审查：违法所得范围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罚款会以违法所得作为基数，而违法所得的范围直接关系罚款数额的确定。

如果对行为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足以使其不敢再犯，就已经达到没收违法所得的目的，相关税费的处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是由于行为人获取违法所得的目的性较强，通常是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并积极追求该结果的发生，不存在应尽注意义务而未尽注意义务过失获取违法所得的情形。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毫无节制地行使裁量权，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应本于合目的性，依个案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判断。表面上看，行为人实施了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该行为也与房屋售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后续的房屋售出属于反射利益，是相关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给私人带来的利益。但诚如前文所述，修订前的《行政处罚法》并未明确规定违法所得的内容和范围。事实上，无论是总额说还是净额说都是关于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并非违法所得的明确定义。上述差异甚至可能导致行刑衔接的断裂问题。通过总额原则可以彻底剥夺违法所得，防止行为人将少量的罚款内化为成本而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导致行政处罚的负向激励。

从保护其他受害者及行政便宜的角度考量，应当对前述企业均处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处于罚款的附属地位，行政机关直接对行为人处以高额罚款，遂使实践中以罚代没成为常态。

如果违法行为与所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该所得并非没收对象。例如，行为人通过老鼠仓获取非法所得，应以行政机关查处前所获得的所得为限，至于后期由于股民的跟进导致的股价上涨则属假设性获利，不能纳入行为人违法所得数额。

在该联合垄断行为的实施中，无法有效区分哪一个企业为正犯或共犯。如果从是否有利于行为人的立场考量，总额说较净额说显然不利，行为人会质疑行政机关作出相关决定的公正性。

有学者则认为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采纳了‘扣除成本说。其一，因果关系应限于直接因果关系，即实施违法行为直接导致获取不正当利益，而非通过一个结果行为间接导致最终获利。违法所得应以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为限，而且该所得应当可以查证属实。例如，我国反垄断罚款威慑不足，需要额外缴纳惩戒性罚款才能真正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修改后的《证券法》大幅提高了罚款数额，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公众对裁量权被误用或滥用的担忧。

行政机关在没收违法所得时，应扣除可估计的税费负担，如此可避免变相课予双重不利负担的疑虑，从而保障行为人权利，体现过罚相当原则。税法上的净额原则是出于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避免其合法财产被课税，从而造成对纳税人财产权的过度限制。

例如在市场竞争领域，行为人通过掠夺定价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以攫取高额利益，违法行为产生的扩散效应是无法预估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都会因此受到破坏。违法所得的范围不要求行为人对相关经济利益享有所有权，只要行为人当下对经济利益具有支配权、处分权，亦即事实上的支配力即可。

然而，没收违法所得并不存在量罚的必要，没收违法所得就是全有或全无的判断，不存在没收部分违法所得的情形。没收的违法收入应当与应依法没收的实物价值相当。

例如，《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采取净额说，而《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总额说，行政机关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自然会远小于司法机关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司法机关无法根据行政机关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无疑会造成类案不同判的情形，进而使当事人质疑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从比较法上观察，德国行政处罚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务均已摒弃净额原则而采取总额原则。事实上，课税是典型的负担行政行为，会造成纳税人合法财产的减损。（三）违法所得的推估违法所得的推估是指行为人因违法所获得的利益无法精确核实，容许行政机关通过已确认的事实，依据特定方法推算出违法所得数额。

相关退赔份额已不处于行为人的事实支配下，行政机关再就该已退赔份额予以没收，实无必要且更无可能，属于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如行为人违法联合垄断排除竞争者而改善市场地位，因此增加其企业价值，或明显获得利润。

在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会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认定违法所得的基本原则，即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将退赔份额与违法所得进行分割，以方便行政机关认定，可以正确计算违法所得数额和后续的罚款数额，以实现正确量罚，达成过罚相当。

但是，如将违法所得界定为纯利润的话，则没收违法所得不具有惩戒性，因为这些利润本身就不是违法行为人的。只要行为人对违法所得存在事实上的支配权，就应当处以全部没收，在此区分正犯抑或共犯不具有实益，反倒会增加行政机关认定行为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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